这阶段导师的指导，基本上就是侃大山。有时候导师说得多，有时候我说得多，侃的内容往往是从我的研究计划出发，却延伸到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种族等等等等诸多方面。往往是侃到一个多小时，导师长呼口气，笑着问：我们是从哪里开始这个话题的？这些谈话象星星之火点燃了我思维的干柴，最近不仅仅是成天琢磨这分析那，而且狂有写作冲动。好吧，还是勤快些，记录下来。这个系列以与导师狂侃命名，却未必实录谈话内容，更多的还是我自己的思考。

今天导师问了我好几个有关性与道德的问题。导师问：政府的生育政策限制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如果一对夫妻结了婚不要孩子，那岂不是更有利于控制人口？政府会不会鼓励？我说政府不会鼓励也不会限制，夫妻有权作出自由选择，但是他们却会承受来自参考群体的巨大压力，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导师问：那么异性恋夫妻结婚却不要孩子，婚姻的意义何在？我试图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回答，我说，婚姻是一种经济的生活方式。导师马上问，那么同性恋伴侣生活在一起，不也很经济吗，政府是否允许？我说，如果他们将这种关系控制在一定的私密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过于公开恐怕会有问题。导师问，是法律上有问题还是道德上有问题？我回答说法律上没有赋予他们和异性伴侣同居一样的权利，道德上他们也承受社会道德的巨大压力，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对同性恋者比较宽容的国家。导师问：同性恋伴侣与不要孩子的异性恋夫妻都差不多，为什么政府允许不要孩子的异性恋夫妻结婚却不允许同性恋伴侣结婚？我彻底被问倒了，在尝试几种分析思路后，只好老老实实说我不知道。

那时我想起了波斯纳的《性与理性》，这本在国家图书馆偶然翻到的书，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性以及与性相关的法律制定的认识。尝试用波斯纳的分析框架分析社会道德，发现也同样适用，或许我可以借用波斯纳的分析思路，从人性的角度来回答导师的问题。

在《性与理性》中，波斯纳对于婚姻的形成、男性与女性在性心理和性行为上的差异、以及男女择偶等都从人性的本能——生殖和传播后代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为什么男女要结婚？因为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家庭更有利于后代的成长。为什么男性比女性花心？因为男性广泛播种可能获得更多后代。为什么女性倾心强壮的异性？因为女性需要为孩子选择强壮的父亲以保护他们健康成长。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忠诚？因为女性为生养下一代需要付出更多，专心照顾下一代比处处留情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存活。为什么有的社会中容忍一些人单身不婚？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一些人单身不婚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保证已出生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总之总之，归根结底，人类性行为以及与性行为有关的种种，不是跟提高生育率就是跟提高存活率有关。

在跟导师、房东以及来自非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各国的同学们广泛交流中，认识文化差异的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跨越文化的共同性。比如，各种文化在道德准则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基本上在以下几个方面都保持一致：对婚姻伴侣的忠诚，对家庭的负责，对后代的负责。别看穆斯林国家对婚前性行为严格到女性婚前失贞罪大致死的地步，而西方国家对婚前性行为极其宽容，但是对婚姻的严肃态度、对婚外情的谴责都是一致的。英国是非常注意保护个人隐私的国家，但是在揭露婚外情方面则毫不留情。有一档叫cheat的节目，摄制组秘密追踪搞婚外情的一方，高潮总是摄像机前，被从第三者被窝里揪出来的婚外情者面对伴侣以及电视台的摄制组，狼狈不堪。

这些共性的背后，波斯纳分析的基础——人性依然是首要的作用因素。对于不忠，即便没有来自社会的任何道德判断和道德约束，人的生理结构本身也有类似于惩戒的反应。无论男女，纵欲过度都会导致生殖能力的下降。男性频繁的性行为会导致精子质量的下降，女性与多个男性发生性行为会导致卵子产生抵御精子的抗体从而不孕。如果人类传承是最本质的规律，那么人类繁衍后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规律就会成为对社会行为规范以及道德与法律起决定作用的本质规律。从这个意义讲，任何社会，必然有一些道德是本质的，而不是相对的。而这些道德，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恐怕是近几年中国教育界对传统价值观的回归，英国保守党领袖谈到道德标准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吧？

自由联想

1. 大概受了《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把人类与猴子做个比较，并且用我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个女人象母猴那样一辈子不绝经的人类社会。在那个社会，年轻的男人们竞相向已经证明有生育能力的老女人们献媚，还没证明有生育能力的小女孩们竞相争取早育以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提高自己的魅力指数。贞操观是不是会改写？与女性贞操有关的道德是不是另外的一番模样？

2. 在昏睡了7小时又做完星际旅行的梦之后，醒来时有了新的联想。既然人性的本能在普遍地发挥作用，那么为什么各国在性的道德与法律上又不尽相同呢？这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基本价值观加以分析，然而，各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却不尽相同，即便是同样使用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字眼，含义也可能大相径庭，即便含义相同，各国在处理价值观冲突时赋予各种价值观的权重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才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法律体系和政策规定……

3. 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在写这篇blog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性与理性》一书的中文译者苏力在译者序中谈到要避免本质主义，然而在性与道德的认识上，机械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却很容易在本质主义上达成一致，持道德绝对主义的观点。只是两者的差异在于，对本质的来源解释不同，前者归因于大自然的伟力、物种的进化，后者归因于神的创造。主观唯心主义则容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先写在这里，等多读些书后再慢慢去扒哲学源头。

一个英国朋友告诉我，10年前英国媒体上很少有中国的报道。去年春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大约每周至少可听到或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报道，而今年5月再来，每天都有中国的报道。

中国抓住了世界的眼球，尤其是今年，人民币升值、西藏事件、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可我总希望，和我一起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看创意中国（China design）展的老外们是冲着设计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来。那样的话，我足可以自豪一把。至少，在7月5日伦敦时间下午两点和我一起看展览的人还是蛮多的，平均每个作品前至少有一个人在欣赏。

以我有限的认识，此次展览的组织者对中国创意设计的研究应该是比较深刻的。深圳、广州和北京三个城市命名的主题展厅不仅表现了三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创意设计，而且也体现了三个城市的文化与性格。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三个展厅的特色，三个展厅分别是：深圳——平面与先锋；上海——时尚与流行；北京——建筑与现代。

深圳展厅介绍了平面设计界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同时也糅合进了北京的迷迪音乐节等先锋文化及相关设计的介绍。在这个展厅里，我赫然发现如果以70年代的新人类为分水岭，之前、之后的设计师们风格俨然不同。之前的设计师们更注意从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发掘创意元素，对汉字的运用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之后80后的设计师们则与世界的设计潮流更为接轨，设计的理念更关注人本身，尤其是人内心的表达，刘治治的作品就是代表。而70年代的新人类们则如同这个名词本身一样，还没有完整地诠释出自我的概念却被汹涌的大潮淹没，中国的70年代们在时代的交替、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模糊了自己的群体个性，表现在创意设计中也似乎缺乏鲜明的群体特点。

上海展厅的背景乐是《花样年华》，服装设计、时尚杂志占据了展厅的大多数。陈逸飞的一幅作品与中央展位播放的《花样年华》相呼应，调味出上海独特的时尚气息。有一天上海能跻身与巴黎、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齐名的时尚名都么？不不不，不应该这么说，旧上海作为国际时尚名都时，东京还默默无闻呢。希望新上海能重展昔日的辉煌，这一次，靠的是中国的智慧，而不是租界外来者的力量。

北京展厅看得我不由自主地笑。被我笑称为“长裤子”的中央电视台新楼居然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构成了北京展厅的主体。可是心里却隐隐作疼，这个因厚重包容的文化个性为我所深爱的城市，其承载着历史沉淀的老建筑却在新旧的更替中被无情地摧毁。当世人仰望着“长裤子”的时候，会不会以为这才是北京的象征，而忘却了金鱼胡同那样凝聚北京人文特色的民居？每当我看到爱丁堡时，我就为北京扼腕叹息。可是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力图从屈辱史中重新站起来的巨人，的确渴望“长裤子”这样的建筑来构建新形象。“新北京新奥运”这样的标语口号也多少表现了这样的心理。好吧，北京，我祝福你！由衷地希望奥运成功，中国多拿金牌。

最让我感动的设计还是北京展厅另外的一些建筑作品，印象深刻的有徐清远设计的父亲的房子，建在他的家乡昆明郊区，还有另外一位设计师在西藏的作品，Apple Elementary School。后者的设计思想是，要充分利用日光，要留给孩子们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房屋并没有象传统的学校那样方方正正，而是诸多平房交错，每个教室都能充分采光，孩子们出门就能嬉戏玩耍。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设计师都是在外国学成的，如果更多的中国设计师能有他们这样的人文关怀理念就好了。我由衷地希望，中国的每座城市都能少一些形象工程，多一些实实在在，让老百姓住得舒服、用得开心的建筑和公共设施。

中国，这个名字是由诸多这样的文化交流，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抽象符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她而设计，描上自己的一笔。